据世界银行估算，中国这支劳动大军去年向家里汇去2500亿美元，其数量要远远超过所有外国援助资金的总和。他们在远离家乡的城市一干就是好几个月，无缘于孩子的生日、朋友的婚礼以及饭桌旁的欢声笑语。

    调查者认为，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新生代农民工，其实远不是一个“农民工”的词所能概括。与其父辈相比，他们从小到大衣食无忧，缺乏吃苦耐劳的品性，崇尚个性张扬，追求自身价值。调查也显示，在求职、工作过程中，新生代农民工敢于“挑肥拣瘦”，一旦遇到侵犯自身权益的事，决不会像父辈一样选择忍气吞声，忍辱负重。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，能及时拿到工钱就不错了，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，“获得城市的平等待遇，比在城市生存更重要”。

    整日生活在城市，主要社会关系却在乡村；在职业上属城市劳动者，户籍和身份却是农民；在法律上与城市居民同为公民，却不能与他们同工同酬——现实的尴尬使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举棋不定，调查发现，他们中有46.8%的人不能确定自己未来的去留。

    劳动力价格的长期扭曲和倒挂，使大批外地民工成为“产业敢死队”，这是经济发展长期忽视人的生命价值，没有以人为本的表现。要终结这种局面，政府有必要采取三种措施。首先是实行高危岗位的工资监控，通过行政手段大幅度提升危险岗位的劳动工资。其次，对高危险岗位实行严格的就业上岗准入政策。再次，强制推行危险岗位的伤亡保险。通过这几种方式迫使企业不能随便雇用廉价劳动力。

    作为有现代城市理想的都市，应该有这样为农民工权益鼓与呼的胸怀；为民的官员，应该有这样的底层情怀；雪里来雨里去为城市的繁华流洒血汗的农民工，应该享受到来自城市的这种善待。其实，不光北京、东莞该如此，那些享受了农民工辛勤劳动的各个中小城市又何尝不该如此？动辄把城市治安问题归咎于农民工、想尽办法为农民工进城设置门槛、变着花样歧视农民工的城市不仅自私，而且正在远离基本道德，对农民工的态度考验着每座城市的良心。

    但当思考停留在“善待农民工”这个字眼上时，又会为农民工感到非常悲哀:城市的“善待”为何对农民工这么重要？农民工为什么需要依靠别人的善待，他们不能自己“待”好自己吗，他们自己“善待”自己还不够吗？法治社会是一个“每个人不必依赖和寄望他人善待”的个体自我保护的社会，法治社会信仰这样的原则:世界根本没什么救世主，任何外来保障和道德善待都是靠不住的，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、才能最好地善待自己，法律对私人权利的制度性保障赋予了每个人自己善待自己的能力，利益受损时依法伸张，根本不必信赖某个外人的善意。企业家经营企业、商人开门卖东西，根本不用指望谁的“善待”，只要受到法律平等地对待、平等地保护就可以了。

    铁路运力不足直接导致了超载，加剧了乘车难，回家难。所以，就是提前买票，也要排老长的队；不但票难买，就是买了票，也不敢奢想能有个座位，而且还不一定能坐上车。有人要问了：为什么运输部门不投入更多的车辆呢？或许症结就在这里。超载是否就可以多创收，这些我们无法知晓。但是一个事实却不容更改，如果你没票上了车，管你是民工还是大款，总得被狠狠宰一刀，除非你不想回家，或许这就是车站方“年终红包”的来源。在人与车对比得出的强大数字前提下，在利益的熏陶下，直接导致的是春运事故不断。公布数据说话：2005春运期间，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16162起，造成3056人死亡；2006年春运期间，全国共发生交通事故4万起，造成8960人死亡、4.9万人受伤；2007年春运期间，全国共发生交通事故28728起，造成7179人死亡、35879受伤。
    利益也好，生命也好，但血脉亲缘的牵挂从来就不会因路途潜存的凶险阻断而退缩，异乡漂泊的人们从来就是为这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前仆后继奋不顾身——过年，怎能不回家呢？回家、平安、团圆、美满，没有比此时更能诠释中国人最美好的愿望景象了。人潮涌动，穿越生死，只为回家过年，但愿别再有悲壮的场景。